大发客户端-欢迎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大发客户端-欢迎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6-05 15:27: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两年间,孟红带丈夫辗转过上海、杭州的多家医院,尝试过尚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治疗方法,但均没有效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大家不是不了解,而是不愿意去了解这个群体。”一位专注于植物人治疗的医生说,植物人大多散落在底层,基本是被放弃的一群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年1月,她来北京找到了天坛医院的神经外科医生杨艺。来天坛医院之前,杨艺在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工作,该科室以植物人促醒治疗著称,科室主任何江弘自2010年组建了促醒专业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岳母成为植物人后,陈怡的丈夫老宦就逐渐停掉自己开了12年的装修公司业务。岳母住院时,他要经常给妻子送饭,陪她求医问药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延生托养中心,老安正为妻子做肢体按摩。新京报记者 张胜坡 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前报道:赵立坚上周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相关回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病人不见增加,护士就开始流失。最困难的时候,七个护士走了四个,前来应聘的护士发现自己还要给病人抠大便,第二天就走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久大说,为植物人提供基本的医疗和生活照护,让患者自然、平静、带着尊严走完生命最后一程是他的办托理念,家属只有接受了这个理念,才能把亲人送到这里。中心按月收费,每月的托养费用是7500元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怡的遭遇和面临的困境并非孤例,新京报记者从多位植物人亲属处了解到,他们普遍面临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和经济负担,有的人因为治疗无望或经济所迫已经放弃治疗,有的人因为治疗和照护分歧而与亲人反目,有的人则还在苦苦寻觅让亲人苏醒的最后一根稻草,无论哪种情况,只要亲人成了植物人,身心折磨都如影随形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春节前,她决心把母亲接回家照顾。单位离家很近,她经常中午回家看看母亲,再回来上班。